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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权思想者，厥惟齐。因此，离开了国家（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国民（中国人民），我们根本无法恰当地理解中华民族这个概念。

无论是保护性宪法爱国主义还是建构性宪法爱国主义，其核心都是公民身份和公民伦理的建构。对满族王权的反抗过程，同时也是新民的建构过程，将大清皇帝的子民改造为中华民国的国民。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所隶属的那个族群并不干预我们的生活，我们对我们所属的族群不需要承担任何实质性的义务，我们和族群之间的联系仅仅是一种文化联系，对于很多个体而言，甚至连文化联系都不是，只是出生后被贴上的标签，一种法律身份。当然，作为历史文化共同体的族群并非没有政治性，它们在现代民族国家诞生过程中，不断地政治化，或追求成为独立的民族国家，或在既定的国家内寻求高度自治，或以集体的形式参与国家政治生活，以维护自身的文化与经济利益。[34]不过这只是近代西方民族诞生的两条路径的大略勾画，实际的情况要远比这艰难和复杂.更为重要的是，两种路径后来逐步融合，相互借鉴，已经不再能够清晰地区分了。

参见David Miller, On Nationalit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pp.19-21, 25. 1995.引文见第25页。在一个地域流动性急剧增加的年代，这个概念最初用来作为骑士、大学、修道院、教会委员会、商业区域的内部区分方式。虽然宪政跟自由主义有关联，但是谈宪政并不就是谈自由主义，如果把二者划等号，那么在当前中国语境下就没有发展空间。

民众也会用宪法中的权利条款和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利，这在专政体制下是不能设想的。如果还要代表中华民族，就必须结构性地思考统一问题。刘擎： 我的观点离高全喜更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认为，对于中国的国家建构来说，确实仍然存在高全喜老师曾经说过的利维坦时刻的问题。

与之相比，规范宪法学其实是一个皇帝的新装，或者更加不堪的东西。如果宪法只是指三块、五块权力，没有一，那就没有国家，是分裂。

所以我更倾向于高全喜的思路。刚才谈的路径是基于政治科学的原理性勾勒，并不是哪个国家独有的。而我理解的现在宪法的实际，跟陈端洪讲的有一些距离。比如，1946年由张君劢先生主导起草的《中华民国宪法》，至今仍然是台湾的宪法。

共产党如何对应天然多元的人民？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很根本、很重要。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国宪法是一种发展的宪法，而不是一种规范的宪法，也不是德沃金讲的自由的宪法。标准到底是依据什么？ 陈端洪： 是根据中国宪法本身的表述解释出来的，也根据学理。我觉得有两个制度建设的任务要完成，一个是党内民主，党内民主可以在内部解决多元性的统一问题。

所以我们还是要保持乐观，相信我们民族的内在情感与创造力，宪法不是中华文明的异物，它也是我们的历史舞台，是我们的科学工具，是两岸人民走到一起的制度桥梁。然而，今天中国在进行宪政建设的时候，同时面临的问题却是孙立平所说的社会的溃败。

我先讲两三句具体的感受，然后对一些重要问题进行澄清。政治是平等的、多中心的多元集团之间通过理性的对话，来安排共同的制度，以及在此制度下追求各自的目标。

第二个原则，所谓的同一性原则，就是通过公民身份来构建国家。英式君主立宪是精英势力斗争下的产物，也是受到社会力量的制约，而不是单靠君主自上而下搞出来的。国家的权威必须统一，但国家权力必须分立。这种转变实际上是现代政治要求的结果。我们已经完成的，就是有点像霍布斯描述的，建立了绝对主义的国家主权结构，主权者对臣民的穿透力建立起来了，也就是把国家组织起来了，成为了一个一。我们的主权在哪里？在人民，只是这个人民需要共产党代表。

社会中的人，他们组成的群体，是政治的主体。这是现代政治的一个逻辑，不光是中国的问题，如果看西方的历史，也有从国家建构到宪法建构这样一个过程。

你们做的工作，恰恰是在补国家构建这一块，非常有意义。但是，从知识上构想一个优良的宪法，探讨它实现的可能路径，这是宪法学者应该承担的工作，也许是最为重要的工作。

成文宪法智慧地安置人民，主要有两种方式，一个是把人民供起来，把他的经书留下来。你们提出政治宪政主义，但还有一个政治主义。

但我们要看到，宪政转型的可能空间在哪里？可以松动的地方在哪里？就是在这个代表性问题上。然而，这一静态化的规范框架无法单独支撑中国国家构建的宏观任务以及中华文明复兴的伦理担当，其解释力和引导力难免有所局限。但无论如何，不能让人民感到人民只是个传说，而是要达到有效代表的效力，让人民感到是能够出场、是在场的，这才能解决政治正当性的问题。我把它们分别称为区别原则和同一性原则。

这即表示，陈端洪老师对这几条根本法的内容有个实质的价值判断，即肯定它的合理性、正当性。这即说明，在谈宪政改革的时候，我们无法回避最根本的政治价值问题，例如政治权力的正当性源于何处，宪法要保障人民什么权利，是否容许民主选举产生政府，经济制度如何保证社会公正等。

香港回归时《基本法》的起草者们体现出充足的政治智慧。两个代表怎么分，司法怎么切割出去，这都是非常现实的问题。

我们的执政党一直在寻求某种另类的代表方式，就是不用竞争选举和自由媒体的方法来解决正当性问题，比如想用信访等方式，用善治的方式，来达到回应人民的效果。我觉得两位在做的事情，好像一个人同时抛球接球，可是手上球太多了些，我担心什么时候球会失手掉下来。

国家意志既与宪法有关，也与立宪权有关，由立宪权创造统一的国家意志。有人说改革开放可以接续中国的《五四宪法》，改革开放三十年，可以放到建国以来的历史当中，也可以放到一百年的历史当中。你用意识形态说教去硬性地整合它，未必能收拾得住人心，更不可能否定规范上的冲突。第二个感受就是此次讨论有点纵论国事是、指点江山的味道，因为在座有港台学者的参与，而实际上香港和台湾的政治制度对中华民族的宪政结构的冲击将是结构性的，也可能在未来提供中国大一统背景下宪制整合的必要经验。

我们要拉开视野，在更大的历史背景里边来思考宪政问题。大家一直在讨论立宪或政治的含义，但我对陈端洪关于政治的理解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这点上我是认同的，我们要从真实出发。在法律上具有标记性意义的是《行政诉讼法》，从那以后，官与民可以在台面上平等地辩理了。

邓小平早在八十年代就一再提出要解决政府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这是一个大政治家的睿见。宪政除了化多为一的功能之外，还有一个分权的功能，就是化一为多。